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犯了多少法



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持續發酵。在昨天的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上,爭議人物賀建奎登臺發言,并表示道歉。然而,讓賀建奎道歉的,并不是公眾所關注的“打開魔盒”之舉,而是因為實驗“保密不強”。而且對于對實驗是否通過了倫理審查,賀建奎依然語焉不詳。

  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持續發酵。在昨天的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上,爭議人物賀建奎登臺發言,并表示道歉。然而,讓賀建奎道歉的,并不是公眾所關注的“打開魔盒”之舉,而是因為實驗“保密不強”。而且對于對實驗是否通過了倫理審查,賀建奎依然語焉不詳。

  關于倫理之爭,在大多數內容尚未定性、定量乃至規則化之前,比較難以給出一錘定音的權威評判。然而,對于賀建奎團隊是否違反現行法律、法規,判斷起來卻是相對較為容易的。

  筆者認為,此次賀建奎團隊的研究至少在以下領域構成法律責任。

  第一,明顯構成民事責任。

  我國憲法和民法總則明確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本次研究以人類胚胎為研究客體,兩個孩子在出生之前,就毫無選擇權地被實施了基因編輯,客觀上使其未來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顯然已構成了對人類社會的巨大危害。

  不僅如此,根據民法總則,除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的情形外,自然人的權利“始于出生,終于死亡”。目前已有報道稱,作為本次實驗對象的雙胞胎中,有一個嬰兒沒有編輯成功,“脫靶”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尚不可預計。但是,因為基因編輯發生于雙胞胎的胚胎期,就算脫靶造成了損害,卻也會因為侵害(基因編輯)行為發生在還未出生時,導致雙胞胎因不屬于民事權利主體,難以維權。

  換言之,無論今后孩子在身體健康方面出現何種困擾、問題,在現有法律體系內,都不屬于適格民事訴訟主體,只能由其父母基于當時的醫療合同或醫療損害責任而起訴醫療機構,而且可獲賠償的范圍將十分有限。

  盡管賀建奎團隊宣稱目前已籌措到足夠經費,能確保兩個孩子未來成長所需,然而,這種承諾是缺乏法律保障的,存在各種不確定。而且,這種極有可能造成非人道后果的行為已經嚴重違背了公序良俗,就算賀建奎團隊和孩子的父母已簽訂了醫療合同,合同具有多少法律效力,也依然存疑。

  第二,同時構成多項行政違法責任。

  原國家衛生計生委于2016年公布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明確規定:從事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醫療衛生機構是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工作的管理責任主體,應當設立倫理委員會,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倫理委員會獨立開展倫理審查工作。醫療衛生機構未設立倫理委員會的,不得開展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工作。醫療衛生機構應當在倫理委員會設立之日起3個月內向本機構的執業登記機關備案,并在醫學研究登記備案信息系統登記。

  而基因編輯技術明顯屬于先國家衛健委的技術項目“負面清單管理”范疇。賀建奎團隊在實施手術前應申請備案,備案材料中應包括上述機構倫理委員會的審查資料。

  然而,根據媒體報道,目前為止,還未有明確的機構承認,該試驗通過任何倫理審查。

  如果賀建奎團隊確實違反了法定程序,根據國務院頒布的《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頒布的《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辦法》,可以對違反程序的機構采取罰款以及其他相應的行政處罰。

  除上述兩項規定之外,他們還違反了原衛生部在2001年8月1號起施行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原衛生部于2003年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科技部和原衛生部余2013年制定的《人胚胎干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衛計委于 2018年9月發布的《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辦法》等多項行政法規。

  第三,極有可能構成刑事責任。

  目前,賀建奎團隊,尤其是具體執行操作的團隊成員是否具有執業醫師資格尚無從知曉。如不具有執業醫師資格,卻因基因編輯造成孩子生理功能缺陷等問題,根據《刑法》第336條,則可構成“非法行醫罪”。如造成傷害甚至死亡等后果,則可以《刑法》第235條“過失致人重傷罪”或第233條“過失致人死亡罪”等論處。

  綜上所述,賀建奎團隊已經構成了民事責任、行政違法責任,并且極有可能構成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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